最后一次作业，是每个人独立完成一篇深度报道。邱莹莹选了教育扶贫的题目，去了河北一个贫困县，采访了当地的老师、学生、家长、教育局官员。她坐了五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到了一个连手机信号都不稳定的山村。那里的学校只有三间教室，六个年级，两个老师，三十多个学生。教室的窗户是破的，冬天漏风，孩子们的手冻得像胡萝卜。但他们读书的声音很大，大得能盖过风。
邱莹莹在那里待了三天。她睡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吃的是孩子们从家里带的咸菜和馒头。她采访了那个五十多岁的校长，他在这个学校教了三十年，每个月工资不到两千块。她问他：“你为什么不留下来？”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家。这些孩子，就像我的孩子。”她采访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父母在外地打工，她和爷爷奶奶住，每天走一个小时山路来上学。她问她：“你想考大学吗？”女孩说：“想。我想考北大。”邱莹莹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想起了自己，想起了那些在黑暗中依然坚持发光的人。
她回来之后，用两周时间写完了那篇报道。标题叫《山的另一边：一个贫困县的教育困境》。她写了那所学校的破旧教室，写了那位坚守三十年的老校长，写了那个梦想考北大的小女孩。她写了教育不公平的残酷现实，也写了那些在现实中依然不放弃希望的人。文章发出来后，被多家媒体转载。有人联系她，说要给那所学校捐款。有人在网上发起了众筹，给孩子们买冬衣和文具。那所学校的校长给她打电话，声音哽咽着说：“小邱，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被看到。”
邱莹莹握着电话，哭了很久。她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要当记者。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成就感，是为了让那些被遗忘的人，被看到。是为了让那些被沉默的声音，被听到。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哪怕只是变好一点点。
大二结束的时候，邱莹莹和欧阳育人一起回了福建。两人在欧阳公馆吃了饭，在自己的出租屋（邱莹莹已经退租了，但欧阳育人买下了那间十平米的屋子，作为他们的小窝）住了几天。窗台上的鸽巢还在，但已经破败了，树枝散落了一地。邱莹莹把那些树枝收起来，装在盒子里。她打算带回北京，放在宿舍的窗台上。那是她的起点，她不想忘记。
大三，邱莹莹成了北大青年报社的主编。她带领团队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关于校园性骚扰，关于学术不端，关于后勤管理的问题。每一篇报道都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她收到了很多同学的感谢信，说她是“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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