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9月，维也纳—的里雅斯特
秋天再次降临的时候，维也纳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
不是暴风雨前的那种闷热，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从地底下渗出来的凉意。人们在街上走路的脚步比以往更快，说话的声音比以往更低，连街角卖栗子的老头的吆喝声都比去年短了几分。没有人说得清这种不安从何而来——也许是从报纸上那些越来越激烈的文章里，也许是从工厂区越来越频繁的罢工里，也许是从帝国边境上那些越来越响的枪声里。
伊洛娜的第十四篇报道发表了。《工人的孩子》。她写了那些在街上流浪的孩子，写了他们怎么偷东西、怎么打架、怎么被警察抓。她写道：“一个孩子偷了一个面包，被判了三天。一个工厂主偷了工人的工资，被判了六个月。公平吗？”
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警察总局换了人查她的案子。赫尔佐格被调走了——不是降职，是平调，从稽查处处长调到了档案室主任。明升暗降，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赫尔佐格在离开之前，给伊洛娜打了一个电话。
“拉科齐小姐，我被调走了。新来的人叫布伦纳，是个硬骨头。他不收钱，不讲情面，只认法律。”
“那他会查我吗？”
“会。因为法律上，你确实有‘煽动’的嫌疑。你的文章里写了‘工人应该组织起来’，这句话可以被解释为煽动。”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拉科齐小姐，”赫尔佐格说，“我不是劝你停。我是劝你小心。布伦纳不会收买，不会威胁，但他会用法律一步一步地逼你。你今天写‘组织’，他不管；明天写‘抗议’，他不管；后天写‘反抗’，他就来了。”
“我写的不是‘反抗’。我写的是‘活着’。”
“法律不认‘活着’。法律认字。”
赫尔佐格挂了电话。伊洛娜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暮色。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她拿起笔，继续写。
第十五篇。她写的是工人夜校。她写道：“工人不是野兽。工人是人。他们需要教育。帝国不给他们，他们就自己给自己。”
她没有写“组织”，没有写“抗议”，没有写“反抗”。她写“教育”。
教育，法律管不着。
的里雅斯特，炮台。
九月中旬，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克罗地亚的信。信是马蒂奇写来的，字迹比以前更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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