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被分散。”
汤恩伯听完这句话之后，只是轻蔑地笑了一声，语气里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轻慢。
“你说的是那群躲在山里的叫花子吗？他们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多少，能翻出什么浪花？”
“就凭他们那点人力和装备，对我们的威胁非常有限，没必要把兵力浪费在他们身上。”
“咱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江防前沿，用来对付即将渡江的共军主力。”
“那些游击队就算在后面闹出再大的动静，也不可能真的撼动整条江防。”
“他们是牵制，但不是主力，我们不能被他们的动作带偏方向。”
郑参谋长听了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后续一段时间里，所谓的和平谈判仍然在一轮接一轮地进行着。
南京派出的代表团和北平那边保持着接触，双方定期交换文件、举行闭门磋商，会场的灯光从傍晚亮到深夜，桌面上堆满了文字稿和草案。
但是不管国军那边提出了什么条件、答应了多少让步，解放军这边的战争准备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
因为双方心里都很清楚，坐在谈判桌前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真正的答案不会写在纸上。
划江而治的方案，不可能被接受。
任何形式的南北分裂，都意味着将这片土地从中间切开，这个后果是任何签署方案的人都承担不起的。
而国军那边自然也清楚谈判的实质意义，他们接续提出方案、反复调整措辞、延长会期，就是为了把渡江的时间向后一推再推。
每一轮谈判都在拉锯和拖延中慢慢消磨掉那些原本可以节省下来的时间。
那些日子里的文件往来和电报传输，像是一段被刻意放慢的时钟，指针在同样的数字之间反复摆动，始终没有真正朝下一格移动过去。
这场拉锯一直持续到四月份。
双方在多次接触之后始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最终只能不欢而散。
谈判桌上没有签下任何条约，也没有留下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那些曾经被反复修订过的草案被收回、归拢、封存，堆在档案室的高层架子上，和之前许多份类似的纸质卷宗放在一起。
而到了这个时候，双方都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解放军这边把船只、训练、侦察和兵力部署都推进到了预定的节点，各部队已经在指定渡口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