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平常且频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时期。
以宗法驳祖制，这一套被帝国的权贵们玩得极溜，而每一场风波与争论，伴随着的，却是权力、地位与利益之争。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汉帝国，不管争得如何头破血流，都还没有人胆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规则，权贵之间，基本的体面都还保留着，斗争都留有余地，处于一种理性、平衡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也已保持几十年了，便斗争激烈如康宗朝时，都是如此，这样近似于潜规则的约束，对帝***政的稳定性来说，显然是具备极大积极意义的。
需要提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统朝，朝野上下，不论是贵族官僚，还是文臣词客，他们对于太宗皇帝的评价，是越来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们的春秋之笔下，太宗皇帝刘旸的地位与历史评价，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到正统朝时，几与世祖皇帝相当了。
在世祖皇帝那辉煌功绩与成就加持的身躯上，是难免斑斑劣迹，但即便史笔如刀，也不是大汉帝国的这些文
臣史官们，能够黑得动的。
于是，他们能想到减轻世祖皇帝「神圣性」的，便是另外树立一尊新神，而论德、论望、论功绩，太宗皇帝刘旸便被选中了。
当然，太宗皇帝也是当之无愧，他对大汉帝国的意义，是要放到历史高度来谈的。如果说世祖皇帝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实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间不懈的匡政明法、改兴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汉能够以一个强盛而平稳的姿态，走过帝国百年。
上承开宝，下启建隆。这便是历代帝国史家名臣们，总结而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并且在建隆时代也逐渐远去的正统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国的权贵们）的心目中，帝国日益高企。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除了太宗皇帝，他们没法再找出一人，来与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对范仲淹来说，小到禁止官僚乘轿，中到盐铁整顿、茶糖专营，大到土地清丈，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利利办下来的。
尤其是后者，进入正统时代后，帝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随着的，却是地税的逐年减少，是相应税制措施的贻怠与失时、失效。
为此，在正统八年的时候，范仲淹正式启动了，再一次对全国田亩数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内部都争议颇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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