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不用担心帝位稳固的同时，帝国的朝局政风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准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准引发的不良反应却在不断发酵。
官僚、勋贵，那些在整顿改革中被触犯利益的旧势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旧掌握极大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不满也逐步累积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让皇帝刘文济都不免惮虑。
当然，如果仅是如此，也还不至于动摇寇准的地位，刘文济的心志坚定，也不会因为勋贵及官僚们的反对就轻易罢相，问题还是出在寇准自己身上。
首先是与皇帝政见上的异见，是越来越大，尤其在用人选材上，皇帝对南方士林的倚重几乎让寇准深恶痛绝，屡次阻止刘文济对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对政法大学堂也是颇多指责。
至于军事上、财税上、法律上，寇准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并一点一点地拿出来，如果仅是如此就罢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皇帝的意志来推动执行，那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寇准倒还不至于干出什么明显僭越逾制的事情来，但当他的种种言行作为带给皇帝这样的印象时，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长久了。
真正让刘文济下定决定罢相，还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间，刘文济在幽州筹谋着安东之事，并且做着军事准备的同时，寇准却在洛阳扯后腿，他认为不可轻动刀兵，觉得与安东那边没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书令的权威，从洛阳方面阻止着刘文济的军事准备；
同时，当“六次汉伊大战”捷报传至洛阳后，在没有取得刘文济同意的情况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义做出回应，遣使道贺。他还是有理由，当时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东内乱，顾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时，刘文济又收到了来自洛阳的一则“趣事”，说是寇准去工部视察，以司务察问一名员外郎，那名员外郎是跪着对话，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风下，吓得尿了裤子
总之，关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横亘在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深重，寇准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风也很难轻易改变。
当负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风，当皇帝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持续下降时，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刘文济之宽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触久了才发现，刘文济的宽厚是没办法，因为他“得位不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的态度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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