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得任何人去同情。
正是强硬驱赶和及时的安抚，终于使灾民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一家家、一族族都乖乖的服从官府引导，前往三个灾民安置点居住。
灾民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灾民对四坊造成的破坏，令东西二市东主担心利益受损，二市店铺一律关门歇业，不仅如此，甚至京城各坊的店铺也都关了门。京城的危机也从灾民危机转化到粮价危机，粮价也从正常的三十钱步步推高，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京中粮商囤积居奇，等待时机再以高价出售。
到了第二天，粮价暴涨到了斗米百钱的夸张地步，这绝对是一个会令京城百姓大骚乱、大恐慌的价格。
节节攀升的粮价所蕴含的危机，在某些时候甚至会超过灾民危机，对于这一点，各级官府都有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京城并不缺粮。但是百姓人人云亦云之下，盲从大众的大量采购囤积，而设在东西二市的常平仓存储能力有限，当官方以平价把常平仓卖光之后，需要从太仓、广通仓运粮补充，排队等候的百姓见常平仓无粮可信，本能的以为官府也没有余粮，恐慌之下纷纷去私家粮铺采购高价粮，促使粮价进一步提升。
这种事情，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都难以避免，不过那时候更多是盐价，由于人们民智开化，且又有囤积居奇罪约束不法奸商，只要官府通过各种便捷渠道发出公告，受影响的区域和人群都不大。
而在大隋王朝，这种粮价暴涨的影响大得惊人，所以在这种民智未启、听风就是雨的年代，更加考验官府的公信力。好在公信力这种无形却异常重要的东西，杨坚不缺、大隋官府也不缺，当朝廷宣布从广通仓调三百万石粮食进京平抑粮价时，几乎失控的局势立即咔然而止，上午刚刚涨到一百二十钱的粮价迅速回落，各个坊门陆续开放，大兴百姓的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
而这时，各个粮铺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朝廷没有去找他们麻烦，但是上当受骗、买了高价粮的百姓却不干了，纷纷跑去退货，又是一阵鸡飞狗跳，留下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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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刚过不久，从安置点巡视回来的杨集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延兴门，马车行进度异常缓慢，三个门挤满了争相出城赈灾的车队，有官方的、有王公大臣的、有民间富户的……为了名望、地位，大兴城内的世家门阀和富商都拼了。
不过这种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己有利的名利观，也是儒家推崇倍至的非义不取的名利观，无疑是一种正确健康、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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