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踏入国内第一大生猪育种场，就看到门后有几辆绿色的电动观光车和几个人在等候。
这样的电动观光车在嘉谷系各大基地都是常备交通工具，毕竟，在占地动辄万亩计的大型基地里，要是用脚闲逛，怕是一个小时都走不到目的地。
“齐董，李总，欢迎你们前来考察。”嘉谷生猪育种工程副总工程师傅大维打招呼道。
嘉谷生猪育种工程的总工程师当然是陈建章，但因为他还要兼顾嘉谷实验室的管理，所以常驻育种场的是副总工，而这种时候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向导。
“辛苦你们了，我过来，更多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的。”齐政拍拍他的肩膀道。
以傅大维为首的生猪育种团队，是嘉谷农牧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毫不夸张说，随便拉一个人出来，至少是硕士出身。
就是这么一批人，在非瘟来袭后，自动自觉将外出频率降至最低，基本将“深居简出”做到了极致。
为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胁。
要说起来，非瘟病毒没有腿，把它的传播途径切断，树一道“墙”，这个病毒是翻不过去的，它瞅着里面的猪也没办法。更何况这个种猪场的选址很安全，三面环山，不，除了一条公路，几乎称得上是四面环山，非常便于疫病防控。
但作为与珍贵的种猪们接触较多的人员，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
虽然种猪场里的生活设施很完善，但长时间被“困”在一个基地里，总归少了点自由。
这不是公司和实验室硬性要求的，而是育种团队自发的结果，殊为难得。支撑他们付出这么大的，绝不是什么丰厚待遇，而更多是对育种工作的热爱。
之前说过了，育种工作就是不断重复使后代生产性能优于他们的父母代的过程。
看上去很简单，选择出性能比父母好的个体不就可以了？不过，真要这么简单，嘉谷还用请一堆硕士博士来做这项工作？齐政钱多没地方花了吗？
就算没学过生物学都知道，性状的遗传并不是100%的从父母传递到子女的，那么优秀的个体到底能遗传多少比率的遗传信息给后代呢？怎样有选择的影响或控制这个过程呢？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支撑。
傅大维们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在猪场里收集各种基础数据，数据有些是直观的，可以直接采集；有些数据，需要他们反复进行测定（生长速度? 肉质性能等）。这是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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