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以朋友的身份，把酒言欢，促膝长谈。
再后来便是熙宁二年，于迩英阁御前廷辩。
官家问二人孰是孰非，司马光与王安石各执一词，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事后，司马光追至政事堂，再次对王安石进行了劝说：“今天下官吏，清廉者十无一二。以贪吏行新法，如以豺狼牧羊，民何以堪！”
王安石背身而立，声音冷硬的回答他：“有法度约束，有考课督察，何至如此？”
司马光望着他的背影，满目痛惜，悲声道：“介甫！秦用商鞅，二世而亡；汉用桑弘羊，民怨沸腾。前车之鉴犹历历在目，你怎么就看不见啊！”
在那之后，司马光连写三封《与王介甫书》，恳切规劝；王安石只回了一篇《答司马谏议书》，简短刚硬，毫不妥协。
直至新法推行，二人彻底决裂，渐行渐远。
从此朝堂之上，两人互为政敌，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
世人都道他们二人水火不相容，却少有人记得，早年两人同在馆阁任职，又因年龄相仿，意气相投，与吕公著、韩维并称“嘉祐四友”。
那时他们时常同游山水，切磋经义，纵论天下事，彼此都很是欣赏对方的才学与品行。
王安石曾赞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称他是“世间少有的忠臣”。
司马光亦叹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还说他的学识行止，不输前代大儒扬雄。
更有意思的是，两人生活习性也如出一辙。
都不嗜酒、不好声色、不纳姬妾、不贪财货。王安石甚至特意选与司马光为邻的宅邸，并嘱咐儿子要常去司马家，学习人家的家风与规矩。
可谁知，世事无常，曾为知己挚友的两人，终是成了朝堂之上针锋相对的政敌。
苏轼望着王安石渐渐远去的背影，又回头看了一眼司马府的朱门，摇了摇头低声叹道：“君子和而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