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区，他打开了那封白色信封。站在信箱前面读了两遍，然后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回到宿舍打开电脑给林晚晴写信。他在信的最后写道：“这篇论文的起点，是你在课堂上讲《庄子》的那段话——‘你来什么，就回应什么；你走什么，就放下什么。’我回应那块表的方式就是戴着它，我放下它的方式就是把它还给父亲。现在我用这篇论文回应了那个追问‘觉察的阶层性’的老教授——我无法替那些没有条件觉察的人回答他们的困境，但我可以把我的觉察写下来，让更多有条件的人看到：在这个技术浪潮奔涌的时代，还有人选择‘分不清的时候什么都不做’。这不是对技术说不。这是对‘我必须用技术’这种强迫说不。”
林晚晴收到这封信是在几天后的下午。她刚下课，抱着收上来的周记本回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个白色信封，寄件人地址是少年班所在大学的宿舍楼。她坐下来拆开信，读到“分不清的时候什么都不做”时，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窗外梧桐树已经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在初冬的风中轻轻摇晃。她想起很多年前丁一宁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手腕是干净的，桌面上放着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他写了一篇作文叫《我想变得更好》，最后一句是“但不是用那个方法”，后面有一个被擦掉的**。后来他在草稿纸上反复描黑“我不敢摘”。后来他用了整个寒假反复摘戴那块表。后来他把表还给父亲。现在他的论文被专业期刊录用了。
她拿起笔给他写回信。
“从‘但不是用那个方法’到专业期刊的录用通知——你用了好几年。这条路不是任何人替你走的，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你在草稿纸上反复描黑‘我不敢摘’的那天深夜，大概不会想到有一天你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哲学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被更多人读到。这意味着你的经历将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学术讨论的一部分——是所有试图理解技术时代人的处境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文本。你回应那个老教授追问的方式，是把你的觉察写下来，让更多有条件的人看到：在这个技术浪潮奔涌的时代，还有人选择‘分不清的时候什么都不做’。”
她把信折好封口，准备明天上班时路过传达室投进邮筒。窗外梧桐树的枝条在初冬的风中轻轻晃动。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课堂上，方书白举手问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过时了”。那时候她让他先记住这个问题。后来方书白自己考上了少年班，手腕上的蓝光从高一亮到现在。她不知道他有没有重新想起那个问题。但她知道丁一宁用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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