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手。他的嘴角——那道一直往下撇着的、像一道永远关不紧的水龙头一样的、不断流出不满和挑剔的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往上弯了一点点。不是微笑，不是嘴角微弯，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内在的、像一口在深处沸腾的锅，表面的水还是平静的，但底下已经翻滚了很久很久的、终于冒出了一个气泡的、轻微的、几乎不可察觉的、但确实存在的弧度。
“家煌。”他说。
“嗯。”
“你妈让我带句话。”
“什么话？”
“她说——‘热拿铁少放糖。家煌的胃不好。’”
邱莹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她觉得自己像一个精神病人，但蔡家煌的父亲看她的眼神，和刚才不一样了。不是挑剔，不是不满，不是皱眉，不是撇嘴。而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我儿子选了这个人，那我试试看能不能接受她”的、犹豫的、试探的、但愿意迈出第一步的、像一只脚踩在冰面上、不知道冰会不会裂、但还是踩上去了的勇气。那个勇气的名字叫“可能。”可能她会是一个好儿媳。可能她会让他儿子幸福。可能她会让他儿子的胃变好。可能她会让他儿子的笑容变多。可能她会让他儿子的人生从冰美式变成热拿铁。可能——会很好。
邱莹莹看着蔡家煌的父亲，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一句让蔡家煌记了很久的话——“叔叔，我会少放糖的。他的胃，我会照顾好的。”
蔡家煌的父亲看着她，沉默了三秒钟。然后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蔡家煌，不是看邱莹莹，而是看那台咖啡机。银色的，笨重的，从五楼搬下来的，每天早上八点准时预热、磨豆、压粉、萃取、打奶泡、拉花的意式咖啡机。他看了大概五秒钟，然后推开门，走了出去。风铃响了几声，深蓝色的polo衫在玻璃门外闪了一下，消失在街角。
邱莹莹站在柜台后面，握着蔡家煌的手，看着那个消失的背影，哭了很久。不是无声的流泪，不是小声的啜泣，而是真正的、放声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哭。她哭那一句“热拿铁少放糖。家煌的胃不好。”哭那一句“我会少放糖的。他的胃，我会照顾好的。”哭那两个素未谋面的、隔着一千多公里的、但通过一杯热拿铁连接在一起的母亲和准儿媳。哭这个世界的善意。哭这个世界的温柔。哭这个世界的“可能。”
“蔡家煌。”她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