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她要早点到学校。不是因为要练舞——虽然她确实需要练舞，全国大赛的决赛时间已经定了，就在十一月中旬，距今只剩两个多月——而是因为有一件事她想在早自习之前确认。
昨天教务处的刘老师说，举报信是在八月中旬收到的。八月中旬，她记得很清楚，那个时间段她在奶茶店打工，每天从早上九点站到晚上七点，站到脚后跟疼得不敢着地。她的手机在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使用过，除了接母亲的电话和回复沈一鸣的消息。
如果举报信是在那个时候提交的，那为什么学校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她？为什么等到开学第一天，才让她知道这件事？
两个星期。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一号，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这两个星期里，学校做了什么？调查了什么？为什么她一个当事人，对自己的“罪名”一无所知？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在她的脑子里，不疼，但让人无法忽视。
七点零三分，她到了学校。
今天她没有去舞蹈教室，而是直接去了教学楼。她上楼的时候，楼道里已经有人了。几个高一的新生抱着课本匆匆走过，看到她的时候，目光闪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快步走开。
邱莹莹没有在意。她推开高三（一）班的门，走进去。
教室里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人，看到她进来，有几个人抬头看了一眼，然后迅速把目光移开——那种刻意的不看，比直接盯着看更让人不舒服。
她走到最后一排靠后门的位置，坐下来。
椅子还是歪的。那块折叠的硬纸板还在椅子腿下面垫着，她昨天没有动它，今天也不会动它。不是因为不在意，是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人觉得，她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恶意。
她把课本拿出来，翻开到昨天学到的地方，开始默读。
七点十分，早自习的铃声响了。
赵明远走进来，照例念了几条通知，然后走到邱莹莹桌前，把一份文件放在她面前。
“调查问卷，”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她能听见，“今天放学前交到教务处。如实填写就行。”
邱莹莹拿起那份文件翻了翻。一共四页，密密麻麻的问题，从“你是否认识转账记录中的收款人”到“请详细说明你获得竞赛保送资格的过程”，每一个问题都像是在她面前挖了一个坑，等着她往里跳。
“赵老师，”她抬起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赵明远推了推眼镜：“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