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基岩凿平了。
不是全部凿平，是凿到了刘琦天工感知认为“足够平”的程度。高差从两三指降到了半指以内，这个精度在这个时代已经超出了任何工匠的预期。多吉站在坑底，用一块直木板靠在岩石表面，透过缝隙看对面的光线。缝隙很细，细到只有一张纸的厚度。他放下木板，抬起头看着刘琦。
“你是怎么做到的？”他问。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问刘琦“为什么”或“怎么做到的”。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几十年的经验解释眼前的现实——五天，两个人，两把铁锤，两根钢钎，把半个篮球场大的基岩凿到了这种精度。这不应该是不可能的，但它发生了。
“慢。”刘琦说，“一下一下地凿。不着急。”
多吉看着他，知道这不是全部的答案。但他没有追问。他把直木板收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石屑，走到坑边，朝上面喊了一声：“石头！可以运下来了！”
石块是从山脚下的采石场运上来的。青石，大块大块的，每块都有几十斤重，两个成年男人抬一块，沿着新修的小路，一步一步地往上搬。路窄，坡陡，石头重，每一步都要踩得很稳，不敢有丝毫分心。工人们的号子声从山脚下传上来，低沉而有力，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多吉站在坑底，指挥工人把石头一块一块地码在凿平的基岩上。第一层石头最关键——它们要承受上面所有石头的重量，必须码得稳、码得平、码得密。多吉用水平尺一块一块地校准，高了不行，低了不行，歪了不行，斜了不行。他蹲在石头上，眯着一只眼，透过水平尺的水泡看石头的平整度，像是一个狙击手在瞄准远处的目标。
刘琦站在坑边，看着多吉码石头。他的手还包着布，不能干重活，但眼睛没有闲着。他用天工感知检测每一块石头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一旦发现偏差，就走下去告诉多吉。多吉信他的手，但不信他的眼睛——“你的眼睛比我好使？”多吉有一次这样问。刘琦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不能说他的“眼睛”能看到分子层面，不能说他的“眼睛”比这个时代任何精密仪器都精确。他只能笑。
益西——那个托林寺的僧人——依然每天站在工地旁边，拨着念珠，看着这一切。他的目光有时候落在石头上，有时候落在多吉身上，有时候落在刘琦身上。他看刘琦的时间最长，也最仔细。不是审视，不是怀疑，是一种安静的、不带任何预设立场的观察。像一个人在观察一片从未见过的叶子——他不知道这片叶子叫什么名字，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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